掛圖內(nèi)容：

行教化，重禮樂

掛圖延伸：

董仲舒（前179年—前107年）

董仲舒簡介

      董仲舒（前179—前104），西漢廣川人，少學《公羊春秋》，景帝時為博士，下帷講誦，弟子以次相傳授。武帝即位，尊崇儒術，以賢良被舉對策，出為江都相。因言災異下獄，貶為中大夫，又為膠西相。病免歸家，著書講學，著作甚豐，以《春秋繁露》和《對賢良策》影響最大。提出興辦學校，“養(yǎng)士”、“選士”和“推明孔氏，抑黜百家”的文教政策。視教育為關系治國安民的大事，論述了教育對個性形成的重大意義。主張以“六藝”培養(yǎng)人才。強調(diào)學習者要強勉努力，專心致志，精思要旨，才會學有成就。認為在培養(yǎng)人才與提高教學質(zhì)量、效果上，教師占重要地位，在教學藝術上的修養(yǎng)須達到出神入化的地步。他不僅是西漢儒學大師，也是一位有重大歷史影響的教育家。

董仲舒教育思想

      一、德育思想的理論基礎――性三品說

     在中國哲學史上，孔子首先看到了人性的內(nèi)涵，孟子主性善，荀子主性惡，他們從各自的人性論出發(fā)，提出了系統(tǒng)的德育理論。董仲舒對先秦儒家的人性論進行了揚棄，他糅合性善、性惡說，認為人性是有善惡品等的，提出了性三品說。從而為自己的德育思想的提出奠定了理論基礎。

     二、德育內(nèi)容

     對于德育內(nèi)容的設定是道德教育的基礎，董仲舒為維護漢王朝封建等級制度而施行的道德教化對其內(nèi)容也進行了系統(tǒng)的、創(chuàng)造性的闡述。張岱年先生說：“封建時代的基本道德原則是由董仲舒確定的。”這個基本道德原則就是“三綱五常”。 

     董仲舒講述五常之道，在先秦儒家的基礎上做了很多新的發(fā)揮。他發(fā)揮了孔子仁者愛人的思想，闡述了“仁”的思想，在《仁義法》中，他說：“仁之法，在愛人，不在愛我……人不被其愛，雖厚自愛，不予為仁義。”因而統(tǒng)治者們不能“以仁自裕”，而應該“博愛而亡私，布德實仁以厚之”。（《漢書·董仲舒?zhèn)鳌罚┒偈?ldquo;仁”的思想即是要求積極培養(yǎng)人民的仁德，教導人們真正地力行愛人，特別是要敬上愛君。

      在教導人們“以仁義安人”的同時，他又隨之提出了“義”的道德觀念及其行為規(guī)范，他說：“義者，謂宜在我者，宜在我者，而后可以稱義。”（《仁義法》）這就是說要糾正不宜的行為，使之歸之于宜，而糾正行為首先應該由自己開始。對于義利關系，董仲舒說：“天之生人也，使人生義與利。利以養(yǎng)其體，義以養(yǎng)其心。心不得義，不能樂；體不得利，不能安。義者，心之養(yǎng)也；利者，體之養(yǎng)也。”（《身之養(yǎng)莫重于義》）這就明白地闡述了物質(zhì)利益的利和精神追求的義對人的重要性。但他仍然繼承著以義制利的儒學傳統(tǒng)，主張“重義輕利”的義利觀，“夫人有義者，雖貧能自樂也；而大無義者，雖富莫能自存”，“利之于人小而義之于人大”。

      三、德育方法

（一）“以仁安人，以義正我” 

    “仁”、“義”作為德育的兩種基本方法， 董仲舒區(qū)分了兩者之間的差別：“君子求仁義之別，以紀人我之間，然后辨乎內(nèi)外之分，而著于順逆之處也。是故內(nèi)治反理以正身，據(jù)禮以勸福；外治推恩以廣施，寬制以容眾”。（《仁義法》）“仁之法”旨在愛人，他說：“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，……人不被其愛，雖厚自愛，不予為仁。”(同上)又說“故仁者，所以愛人類也。”（《必仁且智》）從中可以看出“仁”強調(diào)的是愛人。

      而義之“宜”在于“正我”，他說：“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。我不自正，雖能正人，弗予為義。”（《仁義法》）這是教導人們修己待人的態(tài)度，重視道德主體的自我修養(yǎng)，為善從自身做起，以身作則，身先示范，“自攻其惡”，“躬自厚而薄責于外”。（同上）從思想實質(zhì)來看，無論是“仁之法”還是“義之法”都是為了調(diào)解階級矛盾和統(tǒng)治階級的內(nèi)部關系而提出的。但作為道德原則符合德育規(guī)律，對于廣大的德育工作者來說，嚴于律己，寬以待人，也是我們今天的德育工作必須遵守的道德原則。

（二）“明道重志，行道養(yǎng)志”

      董仲舒強調(diào)“明道”，他說：“仁人者，正其道不謀其利，修其道不謀其功。”（《對膠西王越大夫不得為仁》）即是堅持正確的道德價值觀念，以道德的自我完善作為人生的最高追求，任何現(xiàn)實的功利得失都不會影響和動搖自己的人生追求。董仲舒所強調(diào)的“明道”，實際上成為了封建統(tǒng)治階層的統(tǒng)治工具，它將綱常倫理視為人之本性，片面的強調(diào)理性的生活，壓抑了人的真實自然屬性，使德育成了人性的枷鎖，異化為教育人去容忍專制統(tǒng)治的教條。我們今天的德育就要走出這個誤區(qū)，在重視人社會屬性的同時，也不應忽視人的自然屬性。“現(xiàn)代德育要走出困境，就應回歸生活，生活世界是道德教育的根基。因為生活世界是蘊藏著豐富的價值和意義的世界，它在形式上似乎表現(xiàn)為平凡、瑣碎和世俗，但生活的價值和意義卻泛化地存在于其中，人們在具體的生活中能夠探詢和感悟到其中的樂趣、價值和意義；……。”

     董仲舒也十分立志的重要性，說：“《春秋》之論事，莫重于志 …… 禮之所重者在其志。”（《玉杯第二》）要求人們在道德修養(yǎng)的過程中養(yǎng)成堅強的意志，做到“至誠遺物而不與變，躬寬無爭而不與俗推”。（《天道施》）同時他要求人們的道德修養(yǎng)并不只是停留在認識上，更應積極行動，在行道的過程中，加強自己的道德修養(yǎng)。他提出的“進善去惡”、“改過遷善”、“反道以除咎”、“積善累德”等思想，揭示出了德育的一般方法和規(guī)律，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。

（三）“必仁且智” 

       從孔子開始，仁與智的統(tǒng)一，便構成了儒家人格境界的一種基本思路。 董仲舒繼承了這一思路，他說：“不仁而有勇力才能，則狂而操利兵也；不智而辯慧佞給，則迷而乘良馬也。不仁不智有才能，將以其材能輔其邪狂之心，而贊其僻違之行，適足以大其非而甚其惡耳 …… 仁而不知則愛而不別也；知而不仁則知而不為也。故仁者所以愛人類也，智者所以除其害也。”（《必仁且智》）在此，可以看出董仲舒的仁智統(tǒng)一是以仁為體，以智為用，智從屬于仁，其作用是行仁。比較辨證地看到了德育和智育的辨證關系。

       當前，科學技術的發(fā)展日新月異，技術學科興起。人文教育的弱化，重智育而輕德育的傾向是一個不爭的事實。科技在給人類帶來巨大利益和舒適的同時，也由于非人道的使用，給人類造成了巨大的災難和威脅，各種社會問題以及人類精神領域的種種危機也日益凸現(xiàn)。這些都警示著我們，必須改變長期以來嚴重偏向科學、忽視人文的畸形教育。因此，當代德育的建構應重視人文精神，正確處理好人文教育與科學教育的矛盾，注重人的綜合素質(zhì)的全面提高。如果剔除仁智的封建性，董仲舒德智統(tǒng)一的思想對于我們今天的德育工作仍是具有借鑒意義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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